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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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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基金治校能否确保学术独立  

2013-10-16 13:30:51|  分类: 教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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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昆山杜克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等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的在华合作办学机构相继成立,如教育“特区”,可望在多方面激发国内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尝试。昆山杜克大学将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育专家熊丙奇先生称,应“更进一步,从学校办学的公益性出发,成立基金会。基金会和理事会不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指学校内部的治理方式,基金会则是从举办者角度而言,学校由什么机构举办。”他认为此举可确保学校的公益性质,保证学校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目前中国公立学校行政干预严重,一些私立学校又以牟利为主要目的。 相对而言,如能设立基金会,用非盈利机构的办法来治理,应该说是一大进步。只是笔者担心,仅仅在资金来源“机构”上发生改变,指望它是灵丹妙药,会让学术独立和自主去顺理成章地发生,未免有些天真。这些来华高校,到底能够影响其他高校,而是如同一些来华外企一样,入乡随俗得飞快,在一些恶习上比中国高校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这种担心不应该阻挡任何新的尝试。只不过需要有人对这种新型治理结构中独特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一些预警,希望本文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美国大部分高校的资金来源,统统归入捐赠基金(endowments). 比如哈佛的捐赠基金,高达300多亿,几近一些非洲小国,真正可谓“富可敌国”。这些资金,能让学校不愁无米下锅。近些年来,虽经经济萧条,各高校捐赠基金大幅度缩水,但是大部分学校的捐赠基金还超过了学校的运营成本,甚至大大超出。和私人基金会(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不同,这些捐赠基金是滚动的,可不断融入新的捐赠、拨款、学费收入等。财大气粗的学校的资金富裕,需要将富余资金拿去投资,以备不时之需。而一些资金不足的学校更需要投资,保证自己的财力,能支撑学校的运营。所以通常情况下,捐赠基金常需要拿出来投资,获取一些回报。捐赠基金会还必须不断去找校友和社区募捐,让基金成长。很多美国学校都有庞大的发展部门(advancement office), 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

而这中间可能会产生一些灰色地带,使得办学独立和自主权受到挑战。比如基金会有可能被用来盈利,而钱不能被花在教育上,使得基金的使用偏离初衷。美国解决或缓解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利用法律手段,规范非盈利机构的资金使用。比如非盈利基金会每年必须有至少5%的资金,必须用在基金创立时所申报的目的之上,否则基金将失去免税的待遇。中国教育领域如果相关法规缺乏,如何能确保基金不被滥用、占用、挪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几年,我观察到一些高校建设和投资项目上发生的腐败大案,和官场腐败一样触目惊心。这一点需要有一些前瞻的目光。

而捐赠人对于资金的用途能有多大支配的权利,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事。有一些捐赠人可能只对某学校有捐赠的热心,并不去过问使用的具体细节。但也有一些捐赠人,可能是对学校某个具体学科、具体课程、具体类别的学生需求情有独钟,希望专款专用,也无可厚非。美国很多高校的职位,甚至是有人捐款设立的,我们常看到美国某教授的教授头衔前面,另有他人的名字。此职位便是捐款人所指定的专设教席。应该说大部分情况下这对于双方都是荣誉,也不需去回避捐赠中这种虚荣的需求。不过有一些特定的捐赠人,对于捐赠的附加条件,可能干扰办学自由。比如前些年我所在的马歇尔大学一捐赠人,要求某学院把安妮兰德的《亚特拉斯耸耸肩》列为教材,此书再好,这么做也涉嫌干预学术自由,就激起了教师的强烈反弹。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利益冲突。有些捐赠人,所从事业务和学校某个学科相关。学校某项研究,或许前面99%都来自公共资金,而因为相关捐赠人后期的投入,成果(比如新药的研制)却为某捐赠人或者企业独享,而纳税人不能分享丝毫红利。虽然表面上捐赠人有所投资,但投入和回报根本不成比例。这是一种新型的腐败。说句不好听的话,高校也可能由此沦为资本的高级打工仔。

同时,高校内部的专家教授未必都有投资理财的才能或精力。学校需要外来的专家,帮助他们来理财。比如一些捐赠人自己,就是投资理财高手。根据美国著名教育理财机构Tiaa-Cref 201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 ,256家回应调查的高校中,捐赠资金下面投资委员会的成员当中,有89.75%的成员自己是捐赠人,67.5%为企事业单位高管。大部分捐赠委员会成员系无偿参与投资委员会活动,但是参与者均为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能从声誉、影响、人脉等方面获益。

学校不需要讳言专家理财的好处。但学校的利益是多方面的,“钱袋”握在谁手里,只是学校治理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中国学校的治理结构上应不断深入革新,所需学习的也不仅只是基金管理这一个方面。比如也可借鉴美国高校的教师议会(faculty senate)的做法,让管理者兼顾学校不同方面的利益,让捐赠人、基金管理人、一线教师、学生和公众的不同诉求能够合理、平衡地得到解决。对于学校来说,如何能利用捐赠人或其他基金管理者的影响、资金和才能,又不让他们事无巨细来控制办学具体事务,而让教育者治校,这是一门需要长期打磨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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