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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说重译  

2013-04-12 22:14:20|  分类: 翻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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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开始,路金波公司果麦推出了李继宏翻译的《小王子》、《老人与海》。书尚未出来,宣传上就先声夺人,豆瓣上一度出现高达9.3 的打分,不少读者怀疑这是出版者的“水军”所为。因宣传言过其实,有同行和读者看不下去,在豆瓣上连打一星,李译世界名著随之被称作“一星文库”。李先生在豆瓣上发表了一篇日志《我拒绝》,责骂批评者。《老人与海》、《小王子》等书,皆已进入公版,出版社可以自由地拿来翻译,不用支付高昂版权费。而文学经典作品,现在阅读的人也很多,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由于这些原因,名著重译势必要展开大战,不过没有想到一开场,打得就这么难看。

宣传最让人反感处,恐怕是部分读者所称的 “欺师灭祖”姿态。宣传中称“青年天才翻译家”的翻译“纠正现存其他56个《小王子》译本的200多处硬伤、错误,纠正现存其他50个《老人与海》版本的1000多处错误,让您读到最纯正、最优美、最准确的译文。”这种宣传看上去很眼熟,似乎路先生多年前也包装过一个“年轻天才”的作家。纠正硬伤的说法能说得过去,但 “最纯正”、“最优美”、“最准确”这种说法,让人想起宣传 “三最口腔肌肉训练法”的李阳。中国营销牛皮太多,形容词最高级已经不够用,以至一上就三个一起堆着上。

说到名著重译, “老一辈”翻译,未必就是不能质疑的权威,事实上我曾经撰文称“译林并无老字号”,希望大家也一样重视新一代翻译的优势,和他们的努力。

译者自然要有志向,拿出最出色译本。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几部都很出色、而风格不同的作品? 2012年的《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了一篇比较《伊利亚特》译本的文章 。《伊利亚特》有史以来就有多个版本,近年市面上常见的英文译本有三个: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 译本、韦瑞忒(Anthony Verity) 译本以及增补版的拉铁摩尔 (Richmond Lattimore) 译本。文中说,“即便是最优秀的《伊利亚特》译本,也是化金为铜。不过擦好的黄铜还是亮堂堂的。”翻译这门艺术,起先还是看我们如何再现原作风采,这个努力,像无限接近但永不相交的抛物线,所以相对于原作,有 “翻译是门失败的艺术”(Umberto Eco语)一说。如果我们的起点是一个读者,同时在做翻译,在阐释上有不同领悟, 在再创造上各有所成,也是一种思路,或许让人不觉得那么挫败。译者是可能各有得失的。比如韦瑞忒译本语言比较现代,索引做得也非常出色;米切尔的译本语言流畅;拉铁摩尔的译本贴近史诗风格。因为时间差异而去否定前人,不厚道,不诚实,也看不出这么做有什么逻辑。《小王子》原文是法文,除非李也是法文高手,否则要参考他人译本,怎么一回头把人一棍子打死?

错误百出的译本自然不能接受,应予淘汰,而好的译本可以有多个,风格互补,或是不同方面各有其长。最好是译者作为一个群落,在迈向优秀作品的阐释道路上不断往前迈进。在这场接力中,拿最后一棒的人,不要把功劳全归给自己,并否定前面持棒的人。我前年也曾应译林之约翻译福克纳的名著《喧哗与骚动》。由于李文俊先生的译本非常优秀,我一开始拒绝重译。但是译林社的约稿编辑觉得像《喧哗与骚动》这样的名作,只有一个中文译本,一种风格,对读者也不公平。编辑和我一样敬仰李先生,但认为不同风格的译作可以共存。

我们如果对自己的译本有自信,就不必靠否定其他译本、打击前人这办法抬高自己。重译的过程当中,发现前人的错误,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农民种田不可能丝毫不出现稗草,工人的产品里也不可能没有残次。这一点一是一二是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错误的地方,该指出来就指出来。但重译中参考前人作品,或者是前人作品矫正自己的作品,也是常态。2009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年会上,杜克大学Philip R. Stewart发表的论文《重译的理由》(The Why’s of Retranslation) 中称,“译本之间类似很多,很难断言后面的译作未曾参考前面的译作。理想状态下,后来的译者不应该仅仅追求改进前者的作品,而是重做。时不时查一下前人的作品也没有什么错误,尤其是文本中不是出现疑难杂症的时候。”斯图亚特教授说道:“翻译工作…永远只是半成品。” 作为译者和外国文学爱好者,我希望所有译者都使出浑身解数,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这是我们各自的份内之事。重译更是如此,你已经参考了他人的译本,那么至少在原文理解上已经占了便宜。认可前人的贡献,也不是虚伪,而不过是诚实。彻底否定前译的人其实是心虚,因为是想借助这种打击,让人去忽略自己曾经得到的滋养。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看上去单枪匹马,可是好多时候,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翻译也是做学问,做学问都要参考他人的文献,在他人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独特去成就新的风格。这么去看的话,谦虚并没有什么错,但是这只能作为自我的要求。他人的骄横,大家可以看不顺眼,但谁也无计可施,也不需要强人所难。 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或许这是他们认准了后果而刻意作出的选择。

本文并非针对李继宏本人,我在想如何思考重译这件事。李先生有这么旺盛的精力,且不去参加各种无聊应酬,年纪轻轻潜心做这么多翻译,很了不得。宣传他说是编辑所加,他不知情。翻译、出版社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出版社如果纯粹追求利润, 忽略翻译工作本身的特质,像促销脑白金那样推销译作,可能反会使得好的译作掉价,这是译者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文无第一”,这个圈子里,“最…”宣传是很要不得的。

更值得担忧的,是一群没有鉴别力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家长,要靠着这些标签去左右自己的选择。他们也不会去看关于译本的小圈子的争鸣。出版商可能是看准了这个市场的怪现状,才敢放胆一试,过了宣传底线也在所不惜。只是我自己觉得,译者和出版人首先是读书人,这个圈子有自己的生态。喊着“最”字搞夸大宣传的商贩多得很,但我们不兴这一套。李译因宣传问题遭遇强烈反弹,也是意料之中。读者也有权说 “我拒绝”。遇到这种情形,要是我的话,恐怕只有愿赌服输,自认倒霉。许自己张狂,不许他人非议,恐怕也不可能。

《外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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